范文程子孙后代，范文程为何不入贰臣传
第一节开始，我就施展才华，教游击范文程，字窦宪，号岳徽，汉军饰黄旗。它的祖先明初生活在江西沈阳的抚顺研究所。曾祖父舒凡，明太祖郑德进士，嘉靖年间到兵部尚书事，为的是留下严嵩。祖父樊深是沈阳卫的统帅。父亲范南，有两个儿子，文采和文学修养都很出名。文成生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。他渴望学习，聪明敏捷。十八岁那年，他和哥哥在沈阳县当学生委员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，八旗军下抚顺，范文程及其弟加入后金。努尔哈赤定数六年攻沈阳、辽阳，七年攻西平入广宁，范文程皆招。根据清代的相关文献记载，范文程与蒙努尔哈赤相遇甚好，“参幕”，但言辞模糊，具体情况不得而知。天聪三年(明崇祯二年，1629年)十月，皇太极(当时称“天聪可汗”)率领满蒙汉军五万余人伐明，从喜峰口攻入塞内府，进即门，立遵化。范文程在关时，被称为“学官”、“文官”或学生、学者，没有官衔。他虽是儒生，但相貌英俊，体格魁梧。他就像是伊利亚特的一员，不怕临阵退缩。参军时英勇杀敌，善谋善辩，故有“招抚潘家口、马兰峪、山屯营、马兰关、大安口”之功。明军围攻大安口城，他“披甲迫阵”，“率领炮手，杀敌无数”。11月11日，皇太极统一兵力攻京，留下英俄联合戴尔、游击李思忠、文成等八员准备帝国军，领兵800，驻守遵化。明军来攻，“清军前锋被围，文成突围，奋力相助”。范文程因战功卓著，被授予游击战争职务。
天聪五年八月，皇太极再次攻打明明，78万大军围困大凌河城。
10日，范文程奉单于之命，向城西山投降。明兵“按危尽责”，他“单骑赴台，详解”。守备兵听后下台投降，包括一个活口员，七十二个男的，十七个女的，两匹马，二十四头牛，二十一头驴，汗流浃背“就是傅文成养的”。天聪六年四月，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。利格丹汗听说这件事，就带领他的人逃跑了。皇太极想在明打仗，而范文程和他在博物馆的同事们宁愿比我和马好，也认为攻山海关比进好。5月下旬，皇太极进驻程桂花，派兵沿黄河分割蒙汉两大家族，并命博物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。6月5日，范文程与宁婉沃、马联袂出战。这是九年前田聪在《清实录》完整记录的范文程的第一部戏。这时候了解范文程的学识、才华、文采，是一份极好的材料。现在把顺治年间写改的《清太宗实录》年写的短文摘抄如下：可汗昨天命大臣们思考时政问题，大臣们虽然傻，但也敢听而不吝赐教。沙河堡官员发现出逃的人都在密切关注自己的头部，从而将韩二插入年关。他还是不敢少打，但是他今天敢和汗打吗。我环观当今的军事情报，如无大小，皆以汉人为奇货，则必然欲进一步也。也就是说，要想深入，就要把汗水当成一个计划，不要动摇自己的决心，也不要急于求成，这样在不久的将来就有救了。我想，等汗兵到此，各相戒备，我们的兵一进，若有汉人与乙相遇
如果你规划好自己进入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像雁门一样，也没有什么停滞不前，而且居民很有钱，你就可以很有钱了。如果你想汗流浃背，但又害怕没有空档可以利用，那你就失去了名声，我也是被迫的。有两个策略，一个接近公平，一个接近挑毛病。那些光明正大做事的人，当神谕经过城池时，明确表示韩的汗已远去，百姓为我所做的一切。因为很难走远，所以来这里和你讲和，借你当地的牲畜。所谓的吹毛求疵者，在和一个边境附近的官员写书时，让他转而讲和，限定日期.(明官会推辞)，然后占便宜，但我可以为所欲为。入利深入，不入退兵，平凡是上策，不枉兵卒也。从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。第一，范此时的文学素养并不好，表达水平也不是很好。这次朗诵是由宁婉妮、范文程和马组成的合奏团。宁婉妮是辽阳人，天命年间被俘为奴。田聪作为“文史通才”被皇太极召入图书馆三年，并被授予参观团。马原本是明朝的学生。进了图书馆后，在天聪考了八年。虽然这篇短文没有注明是谁写的，但作为反映短文水平的材料并没有错，因为它是由三个人演奏的。这篇疏文相当粗糙，毫无文采，有些句子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与乾隆初年写的这本《清太宗实录》里的疏相比，不言而喻。举个例子，袁术开头说：“单于命大臣等人思考当前的问题。臣等虽愚，不敢有愚见听。”“思想”这个词很可能不是当时大师用的词。又蠢又老实，加上“拙见”两个字，太累赘，太罗嗦。
乾隆修的回忆录里添油加醋地写道：“皇上昨天命大臣们准备时事。虽然他们很笨，但他们敢于无休止地知道和听到。
”与这两者相比，《乾隆实录》的史学家把原来的“思想”疏化为“筹度”，去了一个鲁式的人物，再把“以愚见愚”改为“竭智识”，虽然只有很小的改动显然使其更为优雅而略显文学性。再比如，原来稀疏的“沙河堡官员发现逃跑的人，就是守口如瓶的意思”。什么叫“查出谁跑了”？表情太不流畅。乾隆版改成了“找到逃跑的人，把他们送还给我”，立刻让人明白了它的意思，知道是明朝的官员发现了，把逃离后金的人送了回去。至于所谓的“紧逼”，显然是当地流行的口语，不容易被外省人知道。乾隆版改为“只是一时之急”，大大提高了写作水平。全文中相似性的缺点随处可见，不再引用。第二，这个时候的范文程在军政上还挺幼稚的，见识不高，论述也不精辟。他无法了解后金和明朝的情况，也不是知己，所以他的计划是下一个最好的政策。范文程、宁和大多数金汉官一样，极力主张攻打明成祖，深入京城。鉴于当时的情况，这个讨论太偏，太急，太危险。如果照此行事，后果难以想象。首先，就后金本身的条件来说，女真人只有六万左右，加上汉军一旗，蒙古一旗，共十旗，丁的人数不会超过八万。而且，一些贝勒和大臣已经开始享受和腐化，他们的士气已经削弱。辽东汉人因第一任可汗努尔哈赤晚年被虐而被屠杀、迁徙、充为奴隶。他们充满怨恨，渴望放弃他们的钱。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。
四年前，“国家饥饿”并战斗米价银八两，牛一头卖银一百两，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，布一匹价九两，出现了“人有相食者”的悲惨景象。①至于周边形势，同样不妙。
南面朝鲜，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，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，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。东北方面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，但并未覆灭，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。西边的明国，尽管曾数败于金，但幅员辽阔，臣民众多，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，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，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、遵化四府州县，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。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。在后方不稳、腹背受敌、敌众己寡的条件下，不做好充分准备，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，谈何容易，弄不好，被截断后路，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，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。所以，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，稍后一些时候，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。何况，这次出征，原为攻击林丹汗，不料彼先期远逃，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，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，鞍马劳累，缺水少粮，得不偿失，贝勒、大臣之中，不少人已有怨言，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，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，怎能获胜！因此，范文程三人之计，实为下策，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，是背道而驰的。范文程的另一具体建议，也颇为不妥。这位熟读先师之书的儒士，竟劝汗资粮于敌，大掠大抢，从雁门入关，因其“居民富庶”，“可资饱腾”，范文程居然着眼于短暂之利，而忘了人心为贵、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根本要诀，足见其此时见识之短浅。
当然，宁完我、范文程、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，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，宁、范后皆为大学士，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、江西、河南三省的总督。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，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，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，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“皆以汉人为奇货”（乾隆版改为“皆志在取明”），必欲深入；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，“入则利在深入，不入则就此回兵”，不能半途而返。因此，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，但仍对其予以赞扬，《实录》记为“嘉纳之”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4；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9；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（顺治撰修稿本）卷7。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12页3、4、5。以下凡系乾隆朝修的《清太宗实录》，皆不注其版本，因此乃目前通用之书。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3。第二节智谋日增升任大学士范文程益自磨砺，尽心国事，才干日强，识见愈高，迅速博得皇太极宠信。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，以孔有德、耿仲明欲来降，范文程奉汗命，偕吴赖、白格、塞古德，赍汗谕往探及劝降。五月，孔有德率众来归，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，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天聪汗。
①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，但在此之前，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，经常被召入宫，与汗密议军国要事。史称“文程所领，皆枢密事，每入对，必漏下数十刻始出。或未及食息，复奉召入，率以为常”②。因此，当初编汉军旗时，“廷议首推文程”任固山额真，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，曾下谕：“范章京才堪胜此，但固山职一军耳。朕方资为心膂，其别议之。”③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，皇太极因近来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，认为此议不妥，系“不达时势之见”，“乃小人之浅见”，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、范文程等人，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，指出此时“人心未及安辑”、“城郭未及修缮”，不能盲目动兵。将来时机到了之后，大军伐明，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，或遣使求和，是追击逃帝，还是围攻京城，是允和还是拒和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，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，如何禁止，等等重大问题，令范文程等“酌议疏奏”①。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，文馆改为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、内弘文院，亦称内三院。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，职掌是：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，掌录各衙门奏疏、辩冤词状、皇上敕谕、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、祭文武官员祭文②。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，益受汗宠信，“每议大政，必资筹画”，宣谕各国敕书，皆出其手③。
范文程感恩图报，殚心竭力，操劳国事，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，奏准更定部院官制，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，下置左右参政、理事官、副理事官、额者章，荐举邓长春、张尚、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、户部启心郎。④清崇德元年（明崇祯十四年，1641）三月，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知悉，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，离城远驻，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，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，勃然大怒，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、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、希福、刚林等，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，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、饶余贝勒阿巴泰、安平贝勒杜度、公硕讬等人。图尔格、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，多尔衮等引罪。图尔格、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，皇太极更为恼怒，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。多尔衮自议死罪，豪格亦言应死，杜度、阿巴泰削爵为民，尽没户口奴仆，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、革职、籍没。三月二十二日，图尔格、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，皇太极予以宽减，降多尔衮、豪格为郡王，分别罚银一万两、八千两并夺二牛录、一牛录，余皆罚银。第二日，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，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、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。皇太极十分生气，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，但并不心悦诚服，君、王、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。
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、和硕睿亲王，“统摄”吏部，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、和硕豫亲王多铎，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，三兄弟拥有二旗，皆骁勇善战，军功卓著。安平贝勒杜度、公硕讬，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、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，代善遭皇帝压抑，心怀不满。固山额真阿山、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，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。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。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、学士额色黑奏称：“国中诸王贝勒大臣，半皆获罪’，不许入署，不准晋谒皇上，他们回家日久，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，对明作战，“各部事务，及攻战器械，一切机宜俱误”，望皇上息怒，令其入署办事。皇太极允准，诸王贝勒大臣“遂各赴署办事’①。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，立下一功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13、14。② 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③ 同上。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22。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28。③ 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④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22；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5。
第三节疏言天下事定计取中原清崇德八年（明崇祯十六年，1643）八月初九日，皇太极去世。十四日，诸王贝勒大巨议定，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，以郑亲王济尔哈朗、睿亲王多尔衮“辅理国政”。二十六日，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，颁诏大赦，改次年为顺治元年。福临被推为新君，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。福临继位以后，这一斗争仍在进行。八月十六日，郡王阿达礼、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、礼亲王代善、睿亲王多尔衮游说，谋立多尔衮为君，代善、多尔衮告诸王贝勒，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，将阿达礼、硕讬处死，籍没其家。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，此时被拨入镶黄旗。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，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。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，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，经过一番周折，才得到解决，诸王贝勒审实后，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，夺其十五个牛录。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，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，但仍不免忧心忡忡。多铎乃一旗之主，贵为亲王、郡王（原系亲王，因故降爵，不久复封亲王），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，日后会舍此不究吗？万一追念前怨，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。尽管身遭故主被戮、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，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，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，献计献策，立下了殊勋。顺治元年（1644）四月初四日，范文程上书摄政王，奏请立即出兵伐明，夺取天下。
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，至为重要，摘录如下：乃者有明，流寇距于西土，水陆诸寇环于南服，兵民煽乱于北陲，我师燮伐其东鄙，四面受敌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。……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。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，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。何以言之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，荼苦已极，黔首无依，思择令主，以图乐业……是则明之受病种种，已不可治，河北一带定属他人。其土地人民，不患不得，患得而不为我有也。盖明之劲敌，惟在我国，而流寇复蹂躏中原，正如秦失其鹿，楚汉逐之，我国虽与明争天下，实与流寇角也。为今日计，我当任贤以抚众，使近悦远来……申严纪律，秋毫无犯，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，及今进取中原之意，而官仍其职，民复其业，录其贤能，恤其无告，将见密迩者绥辑，逖听者风声，自翕然而向顺矣。夫如是，则大河以北，可传檄而定也。……惟摄政诸王察之。①范文程此书，讲清了四个问题。其一，明国必亡。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，灭了明皇朝，崇祯帝自尽，但范文程已经看准，曾拥有雄兵百万、辖地万里、臣民上亿的大明国，必将迅速灭亡。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，四面受敌，人心尽失，业已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。认清这一基本形势，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，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。其二，与“流寇”争天下。
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，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、更全面、更深刻的话，那么，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皇朝的天下的论点，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。此时，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、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，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“流寇”。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，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、攻三边的消息时，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，欲图与其建立联系，协同攻明。信中明确讲到：“兹者致书，欲与诸公协谋同力，并取中原，倘混一区宇，富贵共之矣。”①范文程高瞻远瞩，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，强调指出：“正如秦失其鹿，楚汉逐之，我国虽与明争天下，实与流寇角矣。”这一论断十分精辟，至关紧要，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，奠定了思想基础。其三，良机难得，稍纵即逝。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、“流寇”势强之后，着重点明，中原土地人民，不患不得，患得而不为我有，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。如果处理不当，不争取人心，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“流寇”，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。因此他大声疾呼：“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，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”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成败与否，在此一举。范文程此论，确系高见，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，河北、山东传檄而定，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，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、长江流域，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，那时大局已定，清军要想问鼎中原，就难上加难了。
其四，变方针，创“大业”，禁杀掠，收人心。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，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，清军四次深入，抢掠而返，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，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，“纵来归附”于清，亦“未必抚恤”，因此他们疑惑不定。范文程剖析了汉民“因怀携贰”的缘故，提出应当宣布此次“进取中原之意”，申严纪律，“秋毫无犯”，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：“官仍其职，民复其业，录其贤能，恤其无告”。这样一来，汉民必然纷纷归顺，“大河以北，可传檄而定”。范文程的建议，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、政策的制定，对促使清军出发，起了巨大的作用。四月初九日，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，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、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，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，祭师出发。多尔衮并明告三军：“曩者三次往征明朝，俱俘虏而行。今者大举，不似先番，蒙天眷佑，要当定国安民，以希大业。”①四月十四日，大军抵达翁后，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，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，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。范文程抱病力趋，建议说：自闯寇猖狂，中原涂炭，近且倾覆京师，伐厥君后，天怒矣；刑辱缙绅，拷掠财货，士忿矣；掠民资，淫人妇，火人庐舍，民恨矣。备此三败，行之以骄，可一战破也。我国家上下同心，兵甲选练，……何功不成……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。国家止欲帝关东，当攻掠兼思。倘思统一区夏，非乂安百姓不可。
①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，本来相当犹豫，是前进，还是中止。清军之行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，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，直捣山海，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。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，皆未能得手，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，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，如与清兵交战，胜负难卜。多尔衮对阿济格、多铎说：“吾尝三围彼都，不能遽克，自成一举破之，其智勇必有过人者。今统大众亲至，得毋乘战胜精甲，有窥辽之意乎？不如分兵固守四境，以观动静。”三人“咸有惧色，遂顿兵不进”②。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，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，获取大胜，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，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，决定收降吴三桂，迎战农民军。四月二十二日，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，李自成败走，清军大胜，并乘势追击。此时，沿途官民畏惧杀掠，“民多逃匿”。范文程扶病随征，草檄宣谕：“义兵之来，为尔等复君父仇，非杀百姓也，今所诛者惟闯贼。官来归者复其官，民来归者复其业。师律素严，必不汝害。”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。这一宣谕相当有效，“民心遂安”。③清军迅速前进，五月初二日，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，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①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4。
① 《明清史料》丙编第1本，第89页，《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》。① 《沈馆录》卷7，页13注；《清世祖实录》卷4。① 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② 计六奇：《明季北略》卷20，《吴三桂请兵始末》。③ 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第四节开国定制再建功勋顺治元年（1644）五月初二日，清军进据北京。此时，百务废弛，社会混乱，人心波动。范文程昼夜操劳，佐理国政。尽管当时头绪纷繁，“畿内甫平，军兴四出，腾布文告，应给军需，事无巨细，皆决于文程”，使他“昼夜立阙下”，“应机立办”，非常劳累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，为革除明季弊政，与民谋利，争取人心，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。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，于入京后第二日，五月初三日，向摄政王奏称：燕京一些人，“假托搜捕贼孽，首告纷纷，恐致互相仇害，转滋惶扰，应行严禁”。多尔衮赞同，下令禁止，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，“严禁士卒抢夺”。①紧接着，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。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海棠树，二十一日大顺军发现其尸，发钱二贯，买柳木棺置放，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，“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”。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帝发丧，多尔衮同意，于五月初四日下谕：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，乃敢弑主暴尸，“诚天人共愤，法不容诛者”，今令官民“为崇祯帝服丧三日，以展舆情”，著礼部、太常寺“备帝礼具葬”。
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，《清实录》载称：“谕下，官民大悦，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。”②尤其重要的是，范文程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之弊制。明末的辽饷、剿饷、练饷，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，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，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，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，闹得全国民怨沸腾，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。在连年战争中，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，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。范文程入京之后，即招集各部胥吏，征求册籍。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，范文程拒绝其议，说：“即此为额，尤恐病民，岂可更求。”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，照此征收田赋。①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，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，宣布废除三饷：“前朝弊政，厉民为甚者，莫如加派辽饷，以致民穷盗起，而复加剿饷，再为各边抽练，而复加练饷。惟此三饷，数倍正供，苦累小民，剔脂刮髓，远者二十余年，近者十余年，天下嗷嗷，朝不及夕。……兹哀尔百姓困穷，夙害未除……为尔下民请命，自顺治元年为始，凡正额之外，一切加派，如辽饷、剿饷、练饷，及召买米豆，尽行蠲免。各该抚按，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，大张榜示，晓谕通知，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，察实纠参，必杀无赦。”②十月初十日，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，又再次宣布：“地亩钱粮，俱照前朝会计录（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）原额，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，按亩征解，凡加派辽饷、剿饷、练饷、召买等项，悉行蠲免。
”③有清一代，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，实奠基于此，这一利民利国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，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。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旗绅衿的归顺与合作，大力起用废官闲员，征访隐逸之士，让他们为官作宦，治政教民。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，范文程上疏：“治天下在得民心，士为秀民，士心得，则民心得矣，今宜广其途以搜之”，请于顺治三年、四年再次举行乡试、会试。帝从之，于是“江以南士子毕集，得人称极盛云”①。范文程辛勤操劳，“安抚孑遗，举用废官，搜求隐逸，甄考文献，更定律令，广开言路”，确定赋制，对清初的开国定制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①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5。②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5；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；计六奇：《明季北略》卷20，《三月十九帝崩煤山》。① 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②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6。③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9。① 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172，《范文程传》。第五节功成引退“元辅高风”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，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，置身中枢之外。原来，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，权势急剧膨胀，初晋叔父摄政王，再升皇叔父摄政王，顺治五年竟当上了“皇父摄政王”，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。
其亲弟多铎亦因入关和下南京之功，以及助兄治政，不断高升，初由郡王复封亲王，再晋德豫亲王，顺治四年又进封“辅政叔德豫亲王”，成为仅次于多尔衮的“辅政王”，具体主持日常政务。多尔衮极力压抑正黄、镶黄两旗忠于皇太极、福临与豪格的王公大臣，将肃亲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，追革一等公图赖之爵，没其家产，革一等昂邦章京鳌拜世职，“免死赎身”，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职，罢其官，籍没家产，遣发盛京守陵。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，知恩图报，竭力效忠朝廷，誓死不忘故主，至是，见朝政日变，睿
